第188章 我们需要的是厨师：找猎头公司（第6/7页）

乙方：闽长乐金峰代表：陈雪芳、高宪官

为赴日本考察一事，乙方委托甲方办理申请有关手续，经双方诚恳协商，特定如下合约：

一、甲方为乙方办理赴日本考察手续，每人收取费用和押金人民币六万壹仟柒佰元整。

二、乙方向甲方报名时，预交人民币伍万元整，另贰拾伍万元以双方名义存入西安市地方银行。

四、从1993年3月20日起25天内，甲方为乙方办妥全部考察人员护照签证手续后，由乙方将护照签证正本或影印件带回，3天后将余下费用及押金（计人民币99.570万元）再次存入西安市地方银行。

五、……乙方考察人员由甲方赴R国考察团长的带领下登机并顺利入境到达日本3—5天后，乙方即将全部款项正式移存甲方银行户头。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不言自明，这是一桩典型的权钱交易。市经委的赵景章可能自以为得益不小。其实自梁红分别以西安市经委和西安市企业家协会的名义给“蛇头”们出具委托代办赴日本学习考察的函件后，“蛇头”们在长乐县等地招募农民、职工、教师、停薪留职人员共23人，向每人收费4万至14万元不等，总计收取人民币200余万元，给市经委的钱只是一部分。

为钱作假

依据那份合约，梁红开始办理手续。

梁红在指派本处的一位同志起草《关于派团赴日本进行学习、考察的请示》时，对于请示所附名单中的23名福建人亲自授意：“把这些人写成西安市亚细亚服装有限公司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一份假借名义、假借身份的假报告就这样形成了。

在家主持工作的市外办副主任董智，收到请示的第二天即批示“同意”。原来在此之前梁红已与董进行了联系，讲明市经委向外办支付组团“费用”。董智又亲自将联系日本邀请和担保事宜交代给外办所属的外事服务中心经理办理。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甚至出现了难得的高效率。市外办涉外处领事工作人员戴某等，在没有《出国任务批件》、《行政审批件》《安全教育件》等必备件的情况下，以“急案急办”的精神赶制了护照，戴自作主张将护照类别定为“公务护照”。知情的董智接着再大方地将自己的大名签到了这些护照上。

市外办主任邓友民出访归来，听说了市经委组团成员复杂。本来这场假戏可以被罅，错误还有机会被纠正，可事实呢？

邓派人作了了解。在给他的书面报告上写着：“据梁红讲，团中16人是在西安工作2年以上的福建人，有6人在福建……”按照规定，6人以上出国团组需市政府审批，政审件需向组织部门备案。在这些手续都没有的情况下，邓友民却仍在报告上批示：“在西安办厂的福建16人可以办；另外6人鉴于同属一个单位，要严格政审。做好整个团的出访组织工作。”并指示戴某：“可以发护照，政审备案件以后补。”

也有人曾坚持原则。然而原则在权力面前却形同虚设。在经委政审时，梁红向政工处要求，给团组人员填政审表，出具政审批件。政工处发现这不符合规定，拒绝了梁的要求。梁红并不就此罢休，她找到本处借调人员杨××交代了一番。又一份假材料形成了：杨与张超群和另一名福建人填写了团组23人的政审表，编造了23人的简历和政治表现，还颇费心思地将这23人的籍贯分别编造为陕西、西安、河南等。赵景章拿起政审材料，举笔签上了大名，指示政工处盖上公章，出具了政审批件。

5月8日，“考察团”员们顺利地领到了护照，至此权钱交易的买卖基本完成。

执迷不悟

“考察团”5月9日下午5点抵达日本。

当日晚11时，西安。“叮铃铃，电话铃打破了梁红家的安静，正待就寝的梁红漫不经心地提起听筒。那边传来乙方代表陈雪芳的声音：梁处长，考察团员不愿参加次日安排的活动，请你给陈××做做工作吧。随着对方电话挂断的“笃笃”声，梁红的心跳陡然加快。她觉出了里边的异常。

不一会儿，陈雪芳、高宪官等4人从台湾酒店来到梁红家，陈雪芳安排其余3人在门外等候，她一人进了门。陈说，这些娃可能不回来了。梁红确实急了。她一面要求陈不能离开，一面让她丈夫告诉门外等候的3人回酒店把身份证送来。这3人却再也没有露面。

5月10日晚，梁红亲自将陈雪芳送上火车离西安而去。临走时陈雪芳给梁的女儿留下一条金项链，作为梁红借给她的1000元旅费的抵押。为什么先将陈雪芳扣留，继而又亲自送走？据梁红讲，是陈“犯了心脏病”。

5月11日下午，赵景章办公室。气氛沉闷，烟雾缭绕。外事服务中心经理向赵景章、梁红、董智转告了陈××从日本打来电话的内容：10日上午团中23名福建人集体“请假”外出“探亲访友”，只剩下陈××、周×X二人。